2026年8月，在洛杉矶市区的斯基德罗街，一名曾在通用汽车工作了二十年的前技工蜷缩在发霉的睡袋中。尽管他没有吸毒或酗酒，但在短短几个月内因失业和离婚失去了住所。美国社会学家称之为“财务斩杀线”，一旦跌破，个人就不再是公民，而是被视为“耗材”。失去信用和租房资格后，他的归宿只能是越来越多的帐篷区，而唯一的解药是芬太尼。我一直想，为什么六十年前的汽车工人可以用收入养活家庭，享受美好生活，而如今的年轻人却连跌倒都难以再爬起来？这个答案与苏联的历史密切相关——美国工人最幸福的时期恰恰是苏联强盛的阶段。

随着苏联的崩溃，美国的普通人也开始走向困境。这一切并非笑话，而是历史的辩证法。1944至1945年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高达94%，而这一税率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都保持在91%。即使到了1964年，税率的降低也仍然比今天的最高档税率要高出许多。当时的富人为何会心甘情愿交税？我的看法是，富人并非出于良心，而是出于恐惧，他们担心底层的反抗和国外社会主义的威胁。

在五十六十年代，苏联的科技成就让美国人惊恐万分，早在1957年，苏联便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并在1961年送出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这种强大的展示让美国感到自身的不足，那一时期的苏联不仅在科技上领先，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千亿球友会

因此，为了防止工人运动的爆发，美国开始实行“防守型社会主义”，通过高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来稳住中产阶级，确保工人们感到国家的可靠，愿意为国家贡献。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普通美国人有了一种安全感，但在当今社会，年轻人面临的是巨额的学生贷款和医疗账单，难以再感受到这种安全感。

在海外，美国在战后重建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例如，在战后的日本，美国将土地改革作为首要任务，以减少农村中的佃农现象，从而阻止共产主义在东亚的蔓延。尽管麦克阿瑟并非社会主义者，但他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改造，未来可能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一系列历史背景展示了美苏冷战时期的复杂关系及其对国内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