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天，南京一处老宅里，国民党情报人员将陆久之关押起来，既没有公开指控，也没有立刻审问，只有紧闭的门和不断的盘问。表面上他是国军的少将参议，实则长期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情报；更复杂的是，他名义上与蒋介石家有牵连，被视为“女婿”。

陆久之1902年生于长沙，家境富裕，父亲陆翰曾任清朝知府，后在军阀孙传芳麾下任职。少年时他对官场的冷漠与压迫产生反感，一句“为什么当官的可以这样对人”成为他日后抉择的起点。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后，他逐渐认同改变社会不公的思想。18岁时他离开长沙到上海，不依靠家族势力，进纱厂当学徒，首次直面工人艰难的生活，开始转向工人运动和地下活动。

在纱厂他结识了工程师蔡叔厚，后来发现蔡与中共地下有联系，便开始为地下组织传递消息和运送物资。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局势骤变，组织让他以家庭背景为掩护进入国民党系统，昼间在国民党内部周旋，夜间与地下保持联系。一次护送日本共产党员被捕的行动后，他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日本避难。 千亿球友会

在日期间，他先后在铁道院校和早稻田大学学习，并为上海报刊写通讯。记者的身份为他接触日本军政要员提供了机会：饭局闲谈、采访细节常成为他整理并转交组织的情报。抗战期间回到上海后，他奉命靠近汪伪政权及周边人物，甚至在霞飞路经营娱乐场所，借豪华门面与日伪人员交往，看似声色场中人，实则搜集日军布防、交通与调动的情况，通过密写等方式送出重要线索。

日本投降后，汪伪体系崩溃。陆久之凭借与汤恩伯早年的交情，被安排为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重获公开身份。此后他参与创办《改造日报》，表面上帮助遣返日俘、宣扬和平，实际上为进步思想和战后重建主张提供公开平台。报刊聚集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刊载文章涉及反对内战与民生议题，迅速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甚至有人指责报纸影响日俘，终致停刊，陆久之被推向风口。

1946年冬，他走出报社即被便衣押往南京拘押。汤恩伯虽与他有旧交，却未愿直接干预。陆久之的妻子蒋瑶光四处奔走求助，这牵出了她与蒋家的旧关系。蒋瑶光并非蒋介石与宋美龄所生，而是被陈洁如收养；陈洁如与蒋介石旧有婚姻往事，这层私人关系成为求情的关键。1946年两人结为夫妻，婚后蒋瑶光知晓丈夫的地下活动却守口如瓶，支持他保密。 千亿球友会

被捕后，陈洁如亲自登门向蒋介石求情，带去一块旧金表作为往日交情的凭证，她没有替女婿辩白太多，只求对方不要将人长期不明不白地扣押。蒋介石最终下令中统放人，南京那边虽心存不满却不得不办理释放。陆久之获释后，并未立即退隐，反而将中统的关押地点、审讯方式和掌握的线索传回地下组织。可以说，这次脱身更多是靠关系，而非真正的安全保障，他的双重身份也始终让生命处于危险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