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手机亮起一条信息，是袁刚发来的：海波，就差你一个，钱不够我先垫着吧。那行字在屏幕上定格了很久，我抬头看了看桌上的药单和儿子的缴费单，数字像块大石压在心头，最后只回了句：算了，下次吧。

第二天一早，电话把我从睡梦里揪醒。林英杰的妻子声音颤抖，说英杰昨晚去参加同学会，到现在既没回家，电话也打不通，其他人也联系不上。我站在窗前，背脊一阵发凉——他们都去了，只有我没去。

事情要从两个月前说起。袁刚建了个微信群，叫“九三届机械班老同学”，把能找到的人都拉了进来。起初只是提议聚个会，谁也没当回事。可越聊越热闹，袁刚又发来几张度假山庄的截图，说那儿环境好，有钓鱼、温泉，包场办会正合适。然后他说大家AA，每人两万二。 千亿球友会

看到这个数字我差点拿不稳手机。他在群里解释，这笔钱不仅涵盖吃喝，还包括三天房费、酒水、活动，剩的还要投资个项目，说是老同学抱团的机会。魏彬、谢永强在群里带头响应，气氛被推高了。我在群里始终沉默。

家里的经济情况摆在眼前：儿子的下学期学费单堆在桌上，数目比半个月工资还多。罗嫣坐到床边，看着群聊截屏，淡淡地说：“两万二，够孩子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她从不逼我，但那一句比任何劝说都重。

后来袁刚单独打电话来，说你是老班长，要是你不来，这聚会还有什么意思？我说有事走不开。电话那头又提起往事：保研那回。我愣住了。大四时系里公布的保研名单，我排在第一，袁刚第二——按规矩第一个能留校。之后他父亲病重，袁刚本想留校照顾家人，可名额落在了我头上。那会儿我也举棋不定，家里难处让我难以放弃。几天之后，袁刚来找我，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消息，笑容中有太多无奈。从那以后，我总觉得当时应该做点什么，却一直没有。 千亿球友会

这些年我们联络渐少。他开了五金厂，生意有起有落；我在车间当了多年工人，日子平凡。面对同学会的高额费用，我进退两难——去怕吃不消家里负担，不去又怕被人议论。最终我选择了留下。

清晨的电话让一切顿时变得沉重：那些昨晚赴约的同学，联系不上了。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我握着手机，心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庆幸自己的决定，又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惊恐笼罩。